2026年，是“人民科学家”、原院校长顾方舟同志诞辰100周年。他一生致力于脊髓灰质炎防治，亲手研制的糖丸疫苗护佑了几代国人健康。为缅怀顾老科学报国、医者仁心的崇高精神，院校举办了主题征文活动，得到广大师生、校友及离退休同志积极响应。系列文章以真挚笔触追忆先生的科学足迹与家国担当，也抒写了新一代协和人传承薪火的思考。愿这些文字，带领我们感受那份穿越时光的情怀与担当，激励我们接续前行。
扎根生物所四十载，以赤心护疫苗初心
我是一名平凡的老职工，从参加工作到光荣退休，整整四十年，我从未离开过生物所这片热土，将自己的一生，悉数奉献给了我国的疫苗事业。这四十年，是我青春盛放的四十年，是我与病毒博弈的四十年，更是我坚守初心、不负使命的四十年。前二十年，我投身病毒组，深耕疫苗生产与研发一线，和同事们一同生产出数以百亿人份的脊髓灰质炎疫苗，为我国儿童的健康筑起一道坚不可摧的免疫屏障，助力我国最终彻底消灭了脊髓灰质炎这一危害儿童健康的顽疾，实现了无脊灰的目标并通过世界卫生组织认证。后二十年，因常年劳累积下伤病，我调至检定室，岗位虽变，但初心未改，继续以严谨细致的态度，守护每一批疫苗的安全与质量，守住百姓健康的第一道防线。
回首建所初期的峥嵘岁月，每一个片段、每一个瞬间，都清晰如昨，镌刻在我心底。1959年8月，我们一行18名来自祖国各地的年轻人，怀揣着“国家需要，年轻人到哪里都要有一腔热血”的赤诚，乘坐一辆中卡，翻山越岭奔赴花红园——这片承载着疫苗事业希望的热土，当时却是人迹罕至的荒山野岭。18位青年（潘汉鹏、管政德、罗其胜、刘官福、陈统球、傅家忠、李景发、练幼辉、黄守金、刘启明、孙绍珍、倪素凡、李质怀、谢集民、张法良、曾庆来、江文浩、罗洪宣）和筹备组成员，一腔热血，一座山岭，便成了生物所疫苗生产与检定事业的最初基石。同年年底，顾方舟先生研究团队来到昆明花红园，当时没有办公场所，没有实验室，更没有生产厂房，只有漫山的杂草野果和几间破旧的土坯房和在建疫苗大楼雏形，吃住都成了亟待解决的难题。但这些困难并没有动摇顾先生“扎根昆明、为这项事业干一辈子”的决心。他带领我们从零开始拓荒、种地、建设。我们结伴到山下拉砖运水泥，亲手搭建厂房、修缮房屋，一点点完善基建；我们开荒种地，自给自足，解决口粮短缺的困境；我们齐心协力，填平道路两旁的山沟，为车辆通行扫清障碍，为后续物资运输和疫苗转运打下基础。这一年国庆过后不久，为了尽快掌握疫苗生产的核心技能，大部分同事前往北京生物制品所深造学习，我也在其中。归来后，在检定所、长春所、成都所等兄弟单位专家的悉心指导下，我们并肩作战、日夜钻研，反复摸索疫苗生产的规律与方法，在荒芜的山岭上，播下了疫苗事业的种子。
搞基建的同时，我们更迫切地想要实现疫苗投产，不辜负国家的嘱托与人民的期盼。我和老潘（潘汉鹏）有幸被分到闻仲权教授带领的病毒组，肩负起两项重要使命：一方面，潜心摸索疫苗生产的各项指标，制定科学规范的操作规程，为日后的规模化生产铺路；另一方面，赶制一定数量的疫苗，作为种子供给昆明所——彼时，这里是国内唯一准备生产该疫苗的机构，我们的每一步努力，都关系着全国疫苗生产的推进。生产过程中，我们面临着诸多难题：其他病毒的干扰、细菌污染的隐患、疫苗瓶破损的损耗，每一个问题都可能导致生产功亏一篑。我们不分昼夜，反复试验、不断调整，一点点排查隐患、攻克难关，整整耗时半年，终于生产出几万毫升合格疫苗。那些曾经看似无法逾越的困难，在我们同心同德的坚守与付出中，都一一迎刃而解。
常常有人问我：制造疫苗简单吗？我的答案始终是：绝不简单。疫苗的生产，从来不是某一个人的功劳，而是多个部门协同作战、无数人默默奉献的成果，全所上下，每一个人都在为这份事业奔忙操劳。早期的疫苗生产，成本极其高昂，生产和检定都需要用到猴子，而当时的生产工艺简陋落后，导致效率低下、损耗严重。看着同事们日夜辛劳却受限于工具与工艺，我便在工艺改进和工具革新上动起了脑筋，只想为大家减轻负担、提高效率。在北京学习期间，我设计了单人疫苗接种架，后来老胡（胡希民）按照我的创意，将铁制改为木制，更加轻便实用，这套接种架一直沿用了很多年，陪伴我们走过了最艰难的生产初期；为了减少疫苗瓶在冻存过程中的破损率，我设计了疫苗瓶斜冻架，单层可直接放置在地板上，多层立体架则能同时冻存多瓶疫苗，相当于变相扩大了冷库容量，极大提升了冻存效率；为了减轻大家的体力劳动，我还设计了单人推行的双层围栏小车，上层围上木板，防止消毒器材、疫苗瓶等物品掉落，下层三边焊上铁条，可放置用过的实验用品，这辆小车与土电梯配合使用，彻底改变了以往“两人抬着厚木板大抽屉”进出无菌室、恒温室、冰库的现状，既节省了人力，又提高了物料搬运的效率。此外，我还通过加装一台泵，解决了所有无菌室的管道用气问题，虽只是小小的改进，却优化了工作流程，为疫苗生产的顺利推进提供了保障。
建所初期，在设备粗陋、生活生产资料匮乏的条件下，我们首批疫苗人在筹备组及靳冰阁老所长的带领下，全靠一股攻坚克难、不服输、不放弃的毅力和韧劲，支撑着走过那些最艰难的日子。无菌室里，常年闷热难耐，空气中弥漫着浓烈的消毒水味，混杂着我们满身的汗味，一天下来，衣衫湿透、浑身酸痛，却没有人叫苦叫累；恒温室里，我们日复一日地挑细胞、看病变、收病变，常常光着脖子干活，闷热与枯燥交织，那种滋味，唯有亲身经历才能体会。最熬人的，莫过于在冰库中寻找疫苗，冰库里架子满满、地上堆满了疫苗瓶，为了找到某一瓶不合格的疫苗，我常常躺在冰冷的地板上，逐瓶翻找，即便戴着棉帽、穿着棉衣棉鞋，在零下的低温中一待就是几个小时，手脚冻得僵硬也毫不在意。我是组长，危难时刻，必须冲在最前面，这是我的责任，也是我的使命。那时，所里没有低温冰箱，毒种需要送到昆明医学院保存，没有公交车，我们只能徒步上下山。为了节省时间，哪怕是晚上，我们也得爬筇竹寺大坡，全然不顾山中野兽出没的危险，心中只有一个念头：千万不能摔跤，不能把装有毒种的冰壶甩进山沟，山上的同事们还等着这批毒种继续开展工作呢！后来，疫苗存放又遇到了冰库配备不足的难题，当年全所只有一辆大卡负责运输基建材料，一辆中卡运送生活必需品，为了保障生产出的疫苗能够及时送到昆明冷冻厂保存，避免因存放不当导致损耗，我主动承担起这份责任，长期跟随大卡运送疫苗，风雨无阻。
常年的过度劳累、不规律的饮食、匮乏的营养，让我的身体渐渐不堪重负。1961年，在连续四五个月爬山取送毒种后，我患上了肺结核；1970年，又因长期艰苦工作，患上了萎缩性胃炎，即便如此，我也从未想过放弃这份事业。回首往事，那些年，有不少中央领导人前来我所视察，李先念、陈毅、朱德、周恩来等老一辈国家领导人，都曾亲临一线，关心我们的工作与生活。其中，周总理的亲切问候，让我永生难忘。那天，周总理走到我的操作台前，目光温和，轻声问我：“你是大学生吗？来自哪里？成家了吗？……”一句句朴实的问候，如同春日的暖阳，温暖了我疲惫的心房，也让我更加坚定了信念——我发誓，要把自己的一辈子，都奉献给我国的生物疫苗事业，再苦再累，也在所不辞！那时，我的手上还沾着实验用的酒精，面对总理的亲切询问，我紧张得指尖微微发抖，红着脸，一一如实回答。总理听完后，温和地笑了笑，伸出手，轻轻拍了拍我的肩膀，语重心长地说：“你们在基层做的这些事，是守护老百姓健康的大事，要坚持住，也要照顾好自己。”总理的话，像一团火，瞬间焐热了我连日奔波的疲惫，也照亮了我前行的道路。后来，每当我在冰库地板上翻找疫苗，冻得膝盖发僵；每当我背着冰壶爬筇竹寺大坡，被荆棘划破裤脚；每当肺结核发作，咳嗽得直不起腰；每当萎缩性胃炎作祟，疼得冒冷汗，我都会想起总理的嘱托，咬着牙，继续往前冲。我从未动过放下工作的念头，因为我知道，这份平凡的岗位，连着的是伟大的事业，连着的是老百姓的健康，总理的嘱托刻在心里，我必须守到底，不能辜负。
如今，一切都好了，我们当年的心愿，都一一实现了！生物所从建所初期的几十人，发展到如今一千多人的规模；生产车间、实验室里的仪器从老旧的手动设备更新为全自动的生产线和精密仪器，曾经只能在简易棚屋做的实验，现在搬进了恒温恒湿敞亮整洁的净化实验室。曾经只有两辆卡车，如今已有几十辆各类车辆，交通出行、物资运输早已今非昔比；工作地点也从西郊的荒山上，迁至昆明市区，发展成为拥有多个生产基地和不同研究中心的国家级重要科研单位，在疫苗研发与生产领域，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更让我欣慰的是，疫苗生产技术早已实现了跨越式发展：现在的疫苗生产，不再需要用到猴子，先进的二倍体细胞技术取代了传统生产方式，更加安全、高效；我们研发的脊灰疫苗不仅成为亿万儿童的健康屏障，还多次荣获国家级优质产品荣誉，累计向全国儿童免疫规划供应60多亿剂次，为我国无脊灰目标的实现作出了里程碑式贡献。
看着宣传栏里新一代年轻科研人员忙碌的身影，他们眼里闪烁着和我们当年一样的光——那是对守护健康的执着，对平凡岗位的敬畏。我知道，周总理的嘱托没有被辜负，这份伟大的事业，正由一代又一代的平凡人接力传承下去，顾先生坚守和奉献的精神永远激励着一代又一代人的心。回首这四十年，我的工作平凡而艰苦，默默无闻，没有惊天动地的壮举，却始终坚守着一份赤诚与责任。我始终认为，自己所做的一切，都是在为祖国的花朵们保驾护航，为他们的健康成长筑牢屏障。看到一代又一代的儿童，在疫苗的守护下茁壮成长，远离脊髓灰质炎等疾病的困扰，那些曾经的苦与累，就都变得值得，我无怨无悔。我一生都在和病毒打交道，一生都在守护百姓的健康，这份职业，是我一生的骄傲，这份坚守，是我一生的荣光！我为自己是一名生物所人而自豪，为自己能为我国的疫苗事业贡献一份力量而自豪！
生物所 刘启明
